我与刘建祥同志同为“八年援藏大学生”，都是长期在从事机关文稿工作，业余都喜欢读书写作，可谓志同道合，我们的相互交往已有十多年了。2017年11月，我们一起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赴日喀则组，在为期半个月的宣讲活动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全区农业大县江孜县的宣讲任务后，还主动陪同我前往仁布县支援其他成员的宣讲工作，途中还欣赏了由他作词的一首网络新歌《扎根边陲的格桑花》。此次下乡，我了解到他的口才、文才和诗才都是相当出众的，从他身上体现出的敬业精神也令人钦佩。由于他一直供职于党政机关，为人处事低调，故一般读者只知道西藏有个叫刘沄的诗人，而对建祥同志本人缺乏了解。建祥同志这次申报2019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的《放歌雪域——刘沄诗选》，是他高产而有优质的作品汇萃，这是一部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诗歌选集，系主旋律、正能量文艺作品，语言优美而又平实易懂，不故作晦涩之语，不故做无病呻吟之诗，这并不妨碍诗人表达火山般的热情、大彻大悟的思想。我也衷心期待这本诗集的出版问世，我们有理由相信，诗集的出版会让区内外读者贴近藏民族和内地各民族在文明交融时所经历的各种人生百态，更加贴近高原儿女的灵魂，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后  记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整理，我现已从近几年来创作的诗作中，遴选了歌词作品70首（第一辑），以叙事性和抒情性为主的现代诗作品146篇（第二辑，部分篇章由数首组诗构成），诗词作品358篇（第三辑，部分篇章由数首组诗构成），共计574篇（首）诗歌和歌词作品，现结集为个人诗选《放歌雪域》。在此，我想向读者朋友略做一点自我介绍，并直接为自己的诗歌创作说点什么。

先谈谈自己一直以来对诗歌的偏爱吧。从上小学时，我就喜欢读诗了，那时与我同龄而小我半岁的叔伯堂弟，书包里装了本用红塑料皮包着的《毛主席诗词选》，我借来拜读，连抄写带背诵，一下子入了迷，下了几天功夫，就能把“爷爷”的大部分诗词背下来了。到上初中时，我以初二学生的“资格”参加了全县高中生语文竞赛，县文教局赠了一本参赛纪念品——《天安门诗抄》，我带回家如饥似渴地读了一段日子。当我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秦安三中后，受到语文老师刘其信的熏陶和指导，更加喜欢文学，课余时间常借阅他订购的《人民文学》《飞天》（此文学杂志原名《甘肃文艺》，系采纳刘其信老师写的一封建议信而更名为《飞天》）等刊物，着重读其中的诗歌作品，偷偷尝试着写了一些诗歌，多次受到刘老师的称赞。作为当地很有名望的民间诗人，他认为我颇有文学天赋。在他慈父般的关心鼓励下，作为理科班的尖子生，我在上高二时决定自学文科，高中毕业应届参加高考后即被甘肃省天水师范专科学校（现为天水师范学院）录取。我16岁时就考上了大专院校得以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对于一个喜欢诗歌的乡村少年而言，已有了学海泛舟的机遇。平时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大量地阅览古今中外的名人名作，偶尔也试着写了不少幼稚而富有激情的诗作。大二时班上同学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嘤鸣》，由我负责编稿并刻制蜡板，我利用这一平台，将多首小诗在块田地上“发表”。记得主编刘进海同学将一期新出的《嘤鸣》诗歌专刊送给青年作家、诗人刘芳森老师，这位刘老师一口气读完后对本家同学讲：“我看你们许多人写的那些诗根本不算诗，只有刘建祥同学写的才是诗，有的还是好诗！”听了学兄转告刘芳森老师的这句评语，血气方刚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当一名诗人！当年在全校大学生写作竞赛、书法竞赛中，我都名列前茅，荣获一等奖，加上被评为“三好学生”，更使我增强了要当一名“青年诗人”的信心和决心。

1983年7月大学毕业之际，我独自一人报名援藏且获得校方批准。在家等待了半年之后，接到派遣通知，我于1984年3月过19岁生日的那天，只身踏上西行的列车，经甘肃柳园转乘汽车至敦煌，再从敦煌搭货车到青海格尔木，从格尔木途经西藏那曲，一路上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到达拉萨。6月6日，我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贸易公司正式报到上班。这是位于拉萨北郊的俗称“二级站”的国营商业企业，我在公司里当了近四年经理办秘书和政治处干事，与周围几位文学青年、援藏大学生频繁交往，平日里谈天吹牛、饮酒赋诗，倒也乐哉悠哉、青春无悔。1985年，作为一名八十年代的“文青+愤青”，我将写于大学时代的几首诗做了修改，刊载于创刊不久的《西藏青年报》。接着，我又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起诗来。八十年代末，当组织上将我调到自治区商业厅从事机关文稿工作之后，我受老大哥胡春华、孙勇等人的带动影响，共同投入西藏青年理论学社的学术研究活动，并在他们的带领下承担了《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一书的编撰工作，为此而基本上放下了诗笔。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也写了一些诗歌和歌词作品，其中少量作品投稿后在区内外报刊杂志上得到刊载。作为一名藏书家，在好几年不写诗的日子里，我有关诗歌方面的个人藏书也有数百册之多，并且始终将读诗作为业余爱好。对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人到中年才开始“井喷式”写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每隔一段时间甚至可以做到“一日一诗”；而被网络平台的诗友称为“高产作家”“叙事诗高手”，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回顾自己与诗歌时断时续、若即若离的不解之缘，粗略估计，迄今创作的可算作诗歌的习作在报刊和网上发表过有1000多首。本人诗作《人在高原秋月下的遐想》《红墙白雪之恋》入选《诗歌经典2017》等选本（陈长江主编，团结出版社，北京，2018年3月第1版）。能有这样一些小小的收获，还得衷心感谢手机微信公众号平台的众多群主、主编和群友对本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

关于我写现代诗的理念与志趣。对于遴选并整理出来现代诗部分的诗作，我相信读者自有鉴赏水平。诗人、文学评论家霍俊明所著《陌生人的悬崖》一书，其中有段文字大致写道：在全面城市化去除“乡土性”的时代，诗人如何在真正意义上站在“现实”面前，已经成为切实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我更认可那些安静的写作，以及安静背后推动我们精神的诗歌。不论你处理的是生活的近景还是远景，诗歌写作都最终必须回到实践的法则中去。也就是说，只有你真正打开内心幽暗的精神通道，你才可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语言和诗句。这样的诗歌才是可靠的。也许这才是“命运之诗”。上述立场观点，恰好与我近年来写诗的想法和手法不谋而合。我在拉萨这座西南边陲的古城工作生活已有34之久，多年来利用一年一度能回到老家休假寄居城乡的机会，边读书、边观察、边思考，持续关注“乡愁、现实和精神家园”这一主题。在身处的地域和时代中，“现实生活”与“乡土记忆”交织在一起，对本职工作一直从事政策研究的我来说，这就不得不直面如何对待“贫穷、物质与乡土记忆”这个议题。我更多地从身边的人和事中进行观察和思考：贫穷，由贫穷而产生的屈辱；由屈辱汇集的阴暗，以及由阴暗组成的对于不明之物的仇恨。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一味地谴责或一味地歌功颂德，一味地写景或者一味地“激情燃烧”般抒情，对我来说确实是勉为其难的，因而宁愿沉默。由于爱好诗歌的秉性，使我生活中激发出的诗性产生了抒情性，而抒情性的获得又与我的叙事耐心息息相关。我想，如果诗歌作品该写景时就写景，该叙事时就叙事，该抒情时就抒情，作者绝不作茧自缚，追求李白所说的那种“天然去雕饰”的艺术效果，就能够避免当代诗歌创作中常见的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就能够写出具有“史诗”一样隽永而厚实的行吟诗篇，从而在现实的土壤上，构建起无愧于时代的精神家园。另有一部分作品不乏批判性的现实讽喻，通过追述往事或正在发生的故事，诉说自己对一些人物事件的所思所想，抒发自己在现实中真实的生活体验与感悟。诗稿中有一些是根据时事新闻而作的即兴诗歌，其中不乏讴歌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的作品，在倾注真情实感的前提下，力求做到艺术性高于政治性，就属于人们常说的“主旋律、正能量”作品。

关于在雪域高原与黄土高原的感悟。自己长期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生活，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代即是在这一大段时光里度过的。因工作关系，我也经到西藏各地下乡调研，可以说走遍了雪域大地的城镇和乡村，对于乡土、都市、宗教信仰和民族历史文化等较为关注。这也为我创作大量的描写山川风物和风俗民情的诗歌（歌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实生活素材。翻阅诗集，不难发现，除了叙事诗，无论现代诗还是旧体是，包括大部分歌词，大都取材于雪域高原或甘肃老家，有意无意地继承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经过自己的主观视角来折射现实和历史风云。

1984年3月,本人以“八年援藏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工作，到后来放弃两次内调机会选择长期建藏，作为身居都市的离乡游子，我每年即可回甘肃天水老家享受两个月的假期（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规定为每一年半休假三个月）。因此，我写下了与故土、老宅、乡愁、母爱、亲情、童趣、忆旧、即景等内容密切相关的诗词，也有一部分为新诗和歌词。此类回忆诗原有的品质，早在杜甫的诗中就存在了。但又不失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即是“诗的叙事”，也就是注重探索诗歌中的故事、叙事特质以及如何处理故事、叙事的特定方式。

关于新诗和旧诗并行不悖之我见。旧体诗词和新诗在追求意境上有相通之处，可以借鉴古典诗词来创作现代诗。旧体诗词体现了汉字音、形、义合一的特质，意境深邃，格律谨严，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民族的精神气韵。但它与白话新诗不能拿到一起说事，毕竟语言形式不同。旧体诗词在当下的有效性、承载力以及处理生活的表现力都远逊于新诗。然而，在形式上，我们尽可能学习借鉴古诗词的经典之作，从旧体诗词特有的忧患与悟性、意境与凝练中汲取营养，同时摆脱它的呆滞韵律与忘情自然，在含蓄蕴藉和音乐性上多加借鉴，并力求使现代诗情真意切、技巧娴熟，写出美感、写出新意。对那些真正的经典，欣赏它们，然后尊重属于自己的光阴努力不辜负它，也就够了。有诗友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一些诗作是散文化的笔调、诗的格式，多少有点直白。诗写得不像诗而像散文，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悲哀。在承认自己诗作缺点与不足的同时，我私下里也有一点不同看法：李白和白居易的诗大都“浅直白”，难道不好？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也有点直白。现代诗不是非口语不可。最高级的现代诗，必须是口语状态下的书面语。著名学者何新先生认为：“诗自古就是精神贵族的艺术。诗贵雅，而不贵俗。古典诗词一向讲究‘炼字’、‘炼句’——这就是说，要像从生铁中提炼纯钢一样，从普通语言中提炼出富有诗意的、闪光的语言。”他深刻地指出：“生动形象的语言，优美和谐、富于节奏的声律，深邃曲折的意境——即是构成诗歌美的三大要素”；“绝对的自由就是不自由，绝对无形式的诗也意味着根本没有诗。因此，新诗的创新，还要从研究现代语音的声韵规律和修辞规律入手”。我在写作中，尽可能借用古典手法来写景叙事抒情，将命意隐含在诗的意境之中，捕捉那耐人寻味的诗味。诗品愈高，诗味愈浓，诗也愈美。也有精通诗词格律的朋友说，我模拟旧体诗部分作品遵守平仄不够严谨、对仗不够工稳。为此，我无任何辩驳的理由，自认为确实需要在方法技巧上下一番功夫，可我终归浅尝辄止。

     我的许多诗词吟稿，尚未改定，多系即兴所作或仿作，确有不少失律之处，故未标注五律、七律，算成老干体、打油诗未尝不可。因大部分诗稿存于手机上，最近换新手机前后下载整理，只改了小部分，一时顾不上做深入修改，为便于收藏存留，委托诗友编发了几个链接，小范围分享罢了。我的“诗事”乃业余之事，作品多在下乡途中的鞍马劳顿或者繁忙的机关文稿工作之余即兴而作，特别是写旧体诗，初学于当代名家的《新四声诗词十家选》，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学艺不精，明知“戴着镣铐跳舞”不够中规中矩，而苦于“炼字”“炼句”上未能有充裕的时间下真功夫。由于个人的文学修为及写作精力所限，这些努力，进一步修改完善则有待时日，也只能在原有水平上多少有所提升，而不可能在短期内有个大的跨越与提升。这些诗词作品，正是触景生情、抒情言志的产物。在写作题材上，我力求广泛，并独辟蹊径。诗人应当多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但那种苦菜花似的廉价地怜悯底层的小诗，以及带有政治色彩的尽量不写或者少些；重在创新，那些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东西尽量避免，多寻找个人感受中那些有普泛接受可能的独到发现，因为好的发现不止作者疼，读者也跟着疼；对前人和他人佳作应持欣赏态度，对自己则持冷酷之心，多苛求、多修改，也就是修改工作要跟上，删繁就简，多用凝炼而真诚的方式呈现作品。

总之，我认同“新诗和旧诗并无争端，实际上很可以并行不悖”的观点，相信新诗和旧体诗之间能够取长补短、兼容并包，这个集子的诗歌作品虽无完美之作，但我毕竟在其相生相克的良性互动中投入了热情，进行了大胆尝试。其实，写诗就是一项修灵魂的工程――如果每次写作时都这么提醒自己，每篇作品就会大不一样。写诗也是寂寞之道——只要坚持不懈地奋斗，也许每个诗人还是可以写出几首真正的好诗来的。我很赞同余秋雨先生对诗歌的观点:如果你真的热心于诗,那就应该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诗性,而不要对别人的作品“倒背如流”；“不要以为唐诗就是好诗，就像不要以为懂英语的都是学者”。衡量真诗与假诗，无非是以“感情真”“形象真”“语言真”三条标准来评判。袁枚《随园诗话》卷七云：“《三百篇》不着姓名，盖其人直写怀抱，无意于传名，所以真切可爱。今作诗有意要人知，有学问，有章法，有师承，于是真意少而繁之多。”又袁枚与人论诗书还到郑樵语云：“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我们想论诗或作诗，就应把感情真、形象真、语言真当成“真诗”的准则，应该恪遵不误，切忌满纸浮词，无病呻吟，刻意求工，弄巧成拙。

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作为新时代的一名诗人，你必须站在生活的面前，立足时代的前沿，以“要与别人不同”的高标准，用说“人话”的严要求，让诗歌作品能够秉承一种艺术良知和艺术魅力，这样才能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风云变幻中，当好自己的精神贵族，写好自己的诗。

衷心感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诗人、学者丁勇同志，于百忙之中为这册拙著作序；我的书法家学长南国栋先生，挥毫题写了《放歌雪域》诗集的书名；对我的创作给予关注的大学同宿舍学长周清明也在百忙之中帮我遴选修改了诗作。西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海平兄也对这本诗集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关注我诗歌创作的所有老同学、老同事和所有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